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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秦旭东


边沁的理论是从这样一个公理出发，即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所以，边沁说，要“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在边沁看来，善就是能够造成最大数量的最大的快乐的东西，政府的责任就是给社会带来最多的快乐。这里，快乐的数量或者说大小是重要的，里面隐藏的意思似乎是，多数人的快乐必然多于或者是大于少数人的快乐，因此前者要优于后者。传统的民主坚持的也正是这个原则，所以少数要服从多数。

边沁理论的一个问题是，快乐仅仅有数量和大小的差异吗？少数人的意志凭什么要服从于多数人呢？多数人的暴政一再证明，多数并不是天然优越的。穆勒指出，快乐与痛苦有层次上的差别，对快乐除了数量上的度量之外，还有质量上的考虑，并且更重要的是后者，所以，他说，“宁愿做一个不被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作一个被满足的猪”。基于对快乐的量与质的不同重视，在边沁的价值系列里，安全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要的时候，自由应当服从安全的需要；而在穆勒看来，自由是质的快乐，具有更高的价值。真正的自由，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人若彼此容忍按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在生活，比强迫每人都按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自由是应该优越的，个人自由只在为保障他人同等的自由的时候才受到制约。按功利主义原则，所谓好和善就是使人趋乐避苦。真正的快乐，优质的快乐，是个人的事，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关切最深，了解最深，因而个人有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绝对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它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行动的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其他人不得对他的行为进行干涉，至多只能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时，各人才应该接受社会或者法律的惩罚。个人的自由不受干涉，集团或政府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理由只应当是保障自由本身。

穆勒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按一般的逻辑，人先要活着（安全），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所以安全比自由重要。然而，如果没有自由，生命的质量将是低下的，安全也只是暂时的和脆弱的 。我们不是生活在原始的、自然的状态之中，而是深深嵌在这个世界里面，“枷锁无所不在”。权力的扩张本性决定，它往往会在保护生命、安全和保障秩序的名义下侵蚀人们的自由空间，进而演变成对生命和安全本身的剥夺；社会也会以一种人们不易觉察的方式“悄悄”侵蚀个人的自由，特别是以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形成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制。自由的载体是单个的人，而个人除了自由以外，别无其他可以凭籍来对抗那些剥夺和压制的工具了。所以，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


然而,当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穆勒的理论有一个前置的条件，即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格完全健全的人，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快乐，什么是自己的利益，能够按照趋乐避苦的原则作出主观上的判断，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尽管现代法学、经济学等理论都以理性人为基点，但关于对理性人的怀疑是很有力的。这里不去深究，但即便从这个基础出发，也仍然存在着另外的困惑。我们知道自己当下的快乐或者利益是什么，并不意味着过一段时间后还是这样。时间会改变人们的认识，人们的兴趣、爱好等也会不断发展变化。当我们作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时间的不可逆性给我们以压力：如果这个选择错误或者不适当，就意味着不可挽回的悔恨，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很残酷的。并且，自由选择意味着你面对的是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很多时候从中权衡决断是很困难的，或者是因为对自己的快乐的模糊认识而无从下手，或者是顾虑于选择其中之一就意味着舍弃其他的惋惜，或者是惮于自己选择的失误、不当造成的后果。总之，自由绝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它意味着压力、意味着责任，对不是那么坚强的人来说，这是人生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人性的众多弱点之一。那么，人是否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权利）呢？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它可以以某种对价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但这一般是不涉及人身的，也不能是全部，因为全部的让渡就意味着不可挽回地失去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还不能扩展及全体——自由最终导致自由的毁灭是令人恐怖的，纳粹德国的教训已是前车之鉴，对人性逃避自由的放任只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另外要考虑的是，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我们就有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我们的自由的界限如何具体确定呢？现实中个人的自由往往是会发生重叠、发生冲突的，我们如何来梳理这种冲突？或者说谁来作为裁判者？在现代社会，国家或者说政府可以出面，它以法律为圭臬，所以人们的自由被划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如果一个人的“自由”突破了界限，侵犯了他人的自由，或者造成了对公众必要的安全的威胁，他将成为法律惩罚的对象。但由于法律通常是由政府来执行的，人们对利维坦的不信任决定人们必须掌握立法权，同时用法律来驯服这个怪兽，发展至今日臻完善的现代法治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但冲突并不是没有，在安全与自由的面前，人们的任何倾向都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在有着深厚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人们一般更为珍视自由。美国法律对程序价值或者说自然正义的珍爱，从“米兰达警告”和“毒树之果”等等美国特色的制度可见一斑；美国人对“宁可错放一千不可冤枉一人”的理念，从辛普森案这一典型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如果你追求阳光，你就躲不过身后的阴影，美国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容忍了巨大的代价。代价留下的伤痛并不是可以忽视，美国各界对这一矛盾的思考和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事实上，建国两百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增长，而且每每战争、动乱或者其他灾难出现的时候，政府权力扩张的步伐就迈出几大步，南北战争、二战等既是例子。

最近，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使事情又在起变化。政府为反恐怖、保障国内安全，须有更大的作为，国会也已经通过了好几个授权法案，加大了政府的一系列对自由来说构成很大限制的调查权。对这一切变化，美国人民用其创历史记录的高支持率表明了态度，而只有少数人表达了担忧。对此，我们的问题是，这次对美国来说旷世未有过的恐怖灾难是否引起了美国人对他们一直来孜孜追求的


价值的颠覆性反思？是大众因为猝然而来的冲击暴露了人性固有的恐惧的弱点，还是那些所谓的“清醒的少数者”不知因时而化固守底线？相对来说，现代化的发展惯性似乎已经把人类推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无法抗拒潮流，但却不能不反思现代化带来到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个负面已经日益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张狂。除了从上世纪的核蘑菇云飘来的不散的阴影，恐怕最震撼人们灵魂的就是那飞向美国人骄傲的标志和安全的象征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飞机了。但是，反思应当是多方面的，恐怖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生命去表达他们对自己的自由的追求，固然是太过极端、太过残忍了，可是，当多数人忽视了甚至是压制了那些可怜的少数人的声音的时候，弱者的极端反抗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致命的自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真正的、更为普适的自由，不可能去妄想什么安全，航空母舰、隐性飞机、TMD和NMD保障不了绝对的安全。所以，在反思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去追问我们人类——而不是某个国家、民族、阶层或者团体——的灵魂最深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参考书目：
（１）．穆勒：《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２）．王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３）．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４）．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浅议非法"六合彩"赌博犯罪

西南政法大学
蔡艺生、赵细妹


摘 要："六合彩"是私彩的主要形式之一,说白了就是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搞竞猜。所谓私彩,是指某些机构或个人擅自发行的变相彩票，这类彩票的票据一般是白条，少数也有印刷单据，有的根本没有票据。目前，私彩种类还包括:中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外围码，其中以“六合彩”最为盛行。前后不过两年的时间，私彩像病毒一样，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我国沿海大部分地区。在一些地区，私彩衍生成公开的、大规模的赌博活动。

关键词：六合彩 赌博犯罪 调查与思考


利用“六合彩”进行赌博，最初是从境外传入的，开始只在私下和小范围进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赌博活动一经流入广东、福建等地之后，便迅速发展蔓延，很快便演变成大规模、公开性的赌博活动，犹如瘟疫泛滥成灾。据了解，在“六合彩”赌博严重的地区，几乎人人参赌，致使农民无心耕田，打工仔无心做工，学生无心向学；有的乡村连党员干部也参与赌博，甚至充当庄家、赌头的保护伞；有的地方每逢周二、周四“六合彩”开奖日，市场不做生意，商店关门停业，街头冷冷清清。这种现象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对此，笔者进行了调查与思考。
一、"六合彩"的概念与起源
彩票作为一个行业，现在已被全世界所公认，它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的公益事业、社会福利、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公认的促进作用，甚至在协调国家经济，解决社会矛盾，改善人民心理活动上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彩票带有浓厚的博彩意味，从它诞生以来，着实经历了一个否定或认同的曲折、前进、发展的过程。
有记载称最早的彩票始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王室贵族的游戏活动，后来才演变成一种社会行为。最初的彩票行业并不是国家经营的，而是由私人组织发行的，具有较大的赌的成份，许多由私人开展的彩票活动，在发行中大发其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经历了停止、整顿、重组再由国家包装上市的经营过程。从而避开了私人经营的舞弊现象，稳定社会治安，并真正把彩票收益用于国家建设和国家经济。
"六合彩"是私彩的主要形式之一,说白了就是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搞竞猜。所谓私彩,是指某些机构或个人擅自发行的变相彩票，这类彩票的票据一般是白条，少数也有印刷单据，有的根本没有票据。目前，私彩种类还包括:中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外围码，其中以“六合彩”最为盛行。前后不过两年的时间，私彩像病毒一样，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我国沿海大部分地区。在一些地区，私彩衍生成公开的、大规模的赌博活动。
二、非法"六合彩"的表现形式
"六合彩"在香港是一种公开、合法的公众博彩活动，由香港赛马会经营。严格地说，内地的“六合彩”与香港六合彩并没有实质联系，只是利用了香港六合彩开出的号码，庄家则是一些活动于境内外的隐秘地下势力，公众购买“六合彩”，就是与他们赌博。所以，内地“六合彩”是一种非法“私彩”。
具体操作上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庄家自行制定（或者是引进的）各类中奖号码的不同赔率，一般赔率的设定与猜中率成反比，赔率远远低于猜中率。如“六合彩”的号码有４７个，每期只有一个特别号码，“特码”猜中率为０·０２１％。二是实行开奖前竞猜，开奖后兑赔，投注当期有效的方式。三是“庄家”和参赌者两方以投注单为凭证，投注单注明投注的号码类型和金额，如果中奖，便凭投注单向“庄家”索兑。发展到后期，由于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许多赌徒通过电话投注，甚至网上投注。
庄家、赌头的骗人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拉人下水。对未赌“六合彩”的人，他往往会打个电话，笑嘻嘻地说“透个码给你”。二是设置障碍。限制投注金额和投注时间，或根据情况不受注，多用于赌单双码，因为单与双的出现是有一定概率的，当一定时间内单或双多次出现，那么下一时间双或单出现的机率应该高一些，这时候庄家就拒绝受注。三是赖账。当彩徒好不容易中彩，庄家就以无力兑付、武力威胁、报案接受处罚等方式赖账或干脆逃之夭夭,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三、"六合彩"赌博犯罪的特点
1、传播迅速，参赌人数不断扩大。
非法“六合彩”的高赔率极大的刺激人们的参与欲。非法“六合彩”最初从广东传如后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散。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席卷了广东福建等广大的沿海城市，有的地区不管男女老少几乎人人参赌。
2、参赌者以农民、个体劳动者为主，向社会各阶层各行业渗透。
在笔者参加的一场抓捕中,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7人，其中,农民11人，占总数的40.74%，个体劳动者8人，占总数的29.63%，工人1人，非国有事业单位2人，无业人员4人，其他1人，涉及面极广。在各阶层的犯罪嫌疑人中，尤以农民参赌的积极性最高。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学校乃至小学，六合彩也泛滥成灾，学生们几元几毛的小额聚赌随处可见。
3、有严密的组织与分工，属于隐蔽性强的传销赌博。
从现有的情况看，“六合彩”的上线庄家多来自广东，他们提供赌资和"六合彩玄机图"等赌博工具，由下线、营销员组织人员参赌，利用现代的通讯工具如手机、电脑、传真等进行传销赌博。在一些销售地点，已经出现了专职的会计、出纳、收款员。而且上线庄家和下线之间采取单线联系，活动隐秘，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4、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
A、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参赌人员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许多参赌人员沉迷于"六合彩玄机图"的研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不仅无心从事生产经营，而且将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一次又一次地喂进“六合彩”这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嘴里。有的甚至因此精神失常。
B、当地资金大量流失，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参赌人员将原本准备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或家中的积蓄用于“六合彩”赌博，直接影响当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进而反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
C、“六合彩”赌博活动已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六合彩”赌博活动引发了大量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参赌人员个个想赢大钱，赢的嫌不够，输的想翻本，人人赌红了眼，没钱就去偷、抢，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也有庄家偿付不起中奖金额想一走了之，结果引发非法拘禁的案例。
D、非法“六合彩”的蔓延，影响了国家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发行，不利于国家福利事业、体育事业的开展。据统计福建省漳州地区每月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销售量均居全省首位，但自从“六合彩”遍及漳州11县市区后，合法彩票的销售大不如前，目前已跌至全省最后一位，原来福利彩票单期销售100万元，如今锐减至单期不足50万元。
四、"六合彩"泛滥的原因
1、庄家的欺骗手段深具诱惑力
三十八倍的高额赔率和某地某人用几千元博得几十万元的传言是庄家吸引群众参赌的两大绝招。而号称藏有中奖号码的"六合彩玄机图"更是为参赌心切又有所顾虑的"彩民"提供了一颗定心丸。
2、群众愚昧的暴利心理作祟
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群众们想发财致富本无可非议，但许多人不是通过勤劳富，而是把致富的希望都押在购买“六合彩”上，梦想自己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一夜暴富的心理已经使他们丧失了平时的判断力，迷失了方向。
3、参赌人员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有着自身阶层的局限性。
参赌人员以农民、个体劳动者为主。受自身阶层的限制，他们考虑问题时往往把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所受教育有限，法制意识落后乃至缺乏，导致对“六合彩”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存在着认识上的盲点，一经诱惑，便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4、缺乏健康向上的文化引导
在审查“六合彩”犯罪案件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参赌人员均有闲时搓两把麻将、修几圈长城的不良嗜好。这与当地缺乏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有关。富裕后的群众将平时打麻将的钱用于购买“六合彩”，对于他们来讲，这是顺理成章、不加思索的事。
5、对“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打击，主、客观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①、主观方面：有些单位领导对“六合彩”赌博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在打击、查禁“六合彩”的工作上流于形式。特别是个别村委会、村干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于是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
②、客观方面：
A、堵住源头难
由于“六合彩”上下线庄家之间采取单线联系，活动隐秘且上线庄家多在港台地区和广东一带，我们现今查获的仅是“六合彩”的下线庄家，难以赌住“六合彩”犯罪的源头，治标不治本。
B、适用法律存在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