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在某一政府信息已被有权机关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情形下，执行该信息所派生的政府信息也属国家秘密。

　　案情

　　2011年4月26日，上海市经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经协公司）向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政府提交《申请信息公开》申请书一份，申请“公布2010年10月25日在浙江省信访局（省信联办）主持下，建德市政府与永康市政府签署的《关于共同推进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项目处置工作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的内容”。2011年5月6日，建德市政府作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认为上海经协公司不是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合作备忘录》涉及的事项与其无利害关系，且《合作备忘录》的内容涉及社会稳定，公开该信息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八条之规定，决定不予公开。上海经协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8日作出（2011）浙杭行初字第82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建德市政府于2011年5月6日向上海经协公司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并责令建德市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答复。2011年10月2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浙行终字第179号终审判决，维持了上述一审判决。2011年11月9日，建德市政府向建德市保密局发出《关于确定〈合作备忘录〉为国家秘密的函》，要求确定《合作备忘录》为国家秘密。2011年11月25日，建德市保密局作出《关于确定〈合作备忘录〉为国家秘密的函》（建保函【2011】1号），认为“根据《合作备忘录》所依据的《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有关信访问题协调会纪要》（以下简称《协调会纪要》）属秘密级国家秘密，经研究，确定《合作备忘录》属秘密级国家秘密”。2011年11月29日，建德市政府作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并于同日向上海经协公司邮寄送达。

　　上海经协公司不服，诉至杭州中院。

　　裁判

　　杭州中院经审理认为，《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被告在本院责令其对原告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答复的判决生效后，向建德市保密局发函要求确认《合作备忘录》为国家秘密，符合《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建德市保密局确认《合作备忘录》为秘密级国家秘密后，被告对原告作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决定不予公开《合作备忘录》，符合《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

　　杭州中院判决：驳回原告上海经协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海经协公司不服，向浙江高院提出上诉。

　　浙江高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的《合作备忘录》系建德市政府和永康市政府根据《纪要》确定的内容和要求，为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联合签署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机关、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需要定密的，根据所执行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确定。”因此，在《纪要》已被有权机关确定为秘密级国家秘密的情形下，执行该《纪要》的派生事项《合作备忘录》也属秘密级国家秘密。故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秘密级国家秘密而不予公开，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在理由部分引用《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不当，本院予以指正。鉴于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6月6日，浙江高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的核心问题就是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如何认定和处理派生国家秘密。

　 从案件的审查情况看，上海经协公司向建德市政府申请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合作备忘录》系基于《纪要》而制定的，而《纪要》系由浙江省信访局联席会议所确定的秘密级的文件。根据保密法第十三条第三款“机关、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需要定密的，根据所执行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确定”的规定，上级机关、单位对某一事项已经定密的，机关、单位在执行时应按该事项已定密级确定，下级单位在贯彻上级文件过程中，再产生的涉密文件资料，应当按上级文件的密级确定同等密级，不能擅自改变密级。因此，执行《纪要》的文件——《合作备忘录》也应当认定为秘密级国家秘密。此外，根据保密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如果机关、单位执行上级确定的国家秘密事项，需要定密的，其直接可以根据所执行的国家秘密事项的密级来确定，在本案中建德市政府就是属于执行上级机关确定为秘密文件的主体，因此，其应当直接有权确定《合作备忘录》为秘密级的国家文件。

　　但是，在本案形成的过程中，建德市政府首先在制定文件时没有将其确定为国家秘密，在之前的另一个行政诉讼中建德市政府以公开《合作备忘录》所涉信息将导致危及社会稳定而作出不予公开答复，后被法院依法撤销，并被责令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答复，其又发函给建德市保密局要求其确认涉案《合作备忘录》为国家秘密，建德市保密局也回函确定了《合作备忘录》为国家秘密，但从保密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等规定看，只有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以上的机关才具有定密权，本案中的建德市保密局并不享有原始的定密权，一审法院根据建德市保密局的复函，确定《合作备忘录》属于《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所指的国家秘密，并不妥当。鉴于经合议庭审查后可以确认涉案《合作备忘录》确系对《纪要》内容的执行，而且建德市政府作为执行机关本身就有权确定《合作备忘录》为秘密级国家秘密，尽管建德市政府在《合作备忘录》的定密事项上存在工作上的疏漏或者不当处置的情况，但是鉴于《合作备忘录》确系保密法所指的国家秘密，因此，建德市政府以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决定不予公开，结论还是正确的。综合以上考虑，合议庭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本案案号：（2012）浙杭行初字第1号；（2012）浙行终字第51号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回避制度是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权。对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回避权，公安司法机关应以适当的方式履行告知义务，但刑事诉讼法对回避的告知程序未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只是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最高法《关于适用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检察院、法院应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但对告知方式、告知内容、告知期限、告知瑕疵责任等规定得不详细、具体或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告知制度，明确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时间、方式与内容，以促使公安司法机关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便于当事人及时知晓和运用自己的权利。

第一，完善告知方式。强调书面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能够更加体现回避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对于因没有确切地址或是下落不明的当事人，可以采取在公安司法机关公告栏及其他媒介上公告的方式来告知其应当享有的权利，在公告满一定期限如果仍未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则推定当事人得到了告知。

第二，完善告知内容。应当向当事人公布公安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姓名、职务、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相关情况，并详细告诉申请回避的机关、方式、期限和救济方式，以便当事人较为全面地了解相关人员的个人情况，及时掌握他们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情形，积极做好应对申请回避的准备工作。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还应告知公安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检察长、庭长、院长的姓名等。同时必须对回避的概念、种类、要求和申请回避的具体方式向当事人作出详尽的解释。

第三，明确告知期限。告知期限对回避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应根据各阶段不同的特点，对回避告知期限进行明确。当案件进入侦查阶段，对于侦查机关而言，应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当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三日内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案件进入法院环节，审判机关应在合议庭组成之日或确定独任审判之日起三日之内，在上诉案件、死刑复核案件等采用书面审理时应当在合议庭成员确定后三日之内，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第四，明确告知瑕疵的法律责任。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告知义务的认真履行，是当事人有效行使申请回避权的重要保障，也是回避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明确告知瑕疵的法律责任对于保障公安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具有重要意义。告知瑕疵主要包括没有告知、告知错误、告知缺失、送达瑕疵等情况。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设定相应的处分措施，即依照告知瑕疵的程度不同和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大小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保障回避制度的具体实施。

第五，建立信息查询制度。我国现行回避制度最大缺陷是信息查询制度的缺失，当事人无法获取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等回避适用对象的相关信息，无法获知他们是否与案件或者与案件当事人存在特殊的利害关系或者社会关系，无法有效行使申请回避权。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的档案资料，存放在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检察院案管部门或法院立案庭，当事人或其律师可以凭身份证、委托书查询。(作者单位:山东省费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