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该法第284条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不过,对于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发生的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否可以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实践中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实行强制医疗。理由是,实行强制医疗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应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是对实体法而言,从实体法的角度看,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8条第1款就作出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刑诉法修改只是对本款规定如何落实作出了程序性规定,不能因为这一程序性规定出台晚就否定其对刑法已有规定的适用性。这种情况就像“两高”有关刑法条文的司法解释,虽然出台在刑法条文之后,但通常其效力自然上溯到它所对应的刑法条文的生效时间。因此对有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行为的精神病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在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不存在障碍。

　　笔者认为,从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看,对危险精神病人“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是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项选择性权力,是否对行为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关键在于对刑法第18条第1款“在必要的时候”的认识。具体到个案时,关键在于确定行为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的大小。如果经调查和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没有康复,其家庭或监护人又缺乏必要的监护能力,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很大,就有必要对其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反之,如果经法定程序鉴定行为人确已康复,就没有必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精神病人曾经发生过的危害行为,无论是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证明其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证据,而不宜作为判定强制医疗程序能否适用的时间尺度。

　　我国立法法第84条有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据此,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存在溯及力问题。

　　由此看来,第一种意见认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不具有溯及力的理由是成立的。虽然强制医疗程序本身作为刑诉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明显属于“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但此“特别规定”与立法法第84条所说的应当“除外”的“特别规定”是两个概念,后者是指一部法律中专门就本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受“不溯及既往”原则约束而作例外处理的规定,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形。

　　但是,第二种意见是实践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虽然缺乏法律依据,但从法律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出发,也能找到其明显的合理性。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从旧是原则,从新是例外,如果一定要适用新法律,那么就要求法律对行为人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从轻也就是从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行为人在作案后到治愈之前,实际上处于一种持续的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着重考察其监护、治疗条件。如果没有保障,将其纳入强制医疗并不是“翻旧账”,也不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一切应依据其社会其危害可能性或者说社会危险性而定。

　　如果以新法不具有溯及力为由对这些人放弃利用强制医疗手段,将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层面上,是无法从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相反,会弱化法律应有的威慑力,还可能助长部分真正的犯罪分子利用装精神病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其弊端十分明显。

　　通过强制医疗程序将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经鉴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以后,再让其回归社会,不仅能降低其社会危险性,提高周围群众的安全感,同时也能够减轻那些生活困难的精神病人家属的负担,更能让精神病人得到较好的医疗救治和管护,避免精神病人遭受虐待、非法拘禁、遗弃等。既然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对此类当事人有利,适用新规定就符合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原则。

　　(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人民政府


苏政发〔2004〕40号

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现将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关于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的规定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营造加快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努力实现“两个率先”，特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乱收费。省各部门、省辖市及以下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准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已设立的立即取消。所有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按收费标准的下限收取。与行政管理行为相联系的所有证、照、牌等的制作工本费原则上免收，确需收取的，必须由价格部门按照实际成本核定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和企业付费登记卡制度，推行扎口收费，减少收费环节。
　　执收人员必须出示《收费许可证》，并使用规定票据收费，否则，企业有权拒绝交费。
　　二、不准乱处罚。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一律不得下达罚款指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下列情况下不准处罚：未对企业尽告知义务的；未按规定给予必要整改时间的；处罚依据、标准、程序不公开的；未出示执法上岗证的；未使用规定票据的；一人单独对企业执法的。必须处罚的，原则上按规定的下限处罚。企业对处罚事项、标准提出异议的，不得加重处罚。
　　各执收、执罚部门要严格执行“票款分离”制度。以企业为对象的收费、罚款，均由银行代收，统一上缴财政，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
　　三、不准乱摊派。取消所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评比、排序、授牌等活动。任何部门、单位和组织，不准以任何理由强迫企业加入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社团性组织，不得强行向企业拉赞助、拉捐助、收会费，不得强行向企业摊派培训、接待、广告、公示、报刊杂志等费用。
　　四、不准乱检查。严格控制对企业进行各种专项检查（含查帐、验收等）。确需进行检查的，须按隶属关系书面报经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同级政府批准。检查中涉及扣押、封库或封帐等重大事项的，除紧急情况外，必须报经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同级政府批准。
　　五、不准推诿扯皮。企业注册登记或变更经营范围，若涉及依法设定的前置行政许可事项，一律实行“告知承诺制”。行政许可事项，若涉及同级多个部门的或涉及一个单位多个职能部门的，一律实行“首受负责制”。有关部门要提供高效服务，不准推诿扯皮。
　　六、不准增加行政许可实施条件和程序。除省人大、省政府可以依法设定行政许可外，省和省以下其他任何机关无权设定行政许可事项。对法定行政许可事项，各地、各部门在实施时，不得增加条件和程序，不得要求相对人接受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下属或指定的服务单位提供的有偿服务。
　　七、不准强迫实行招投标。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对非公有制企业自筹资金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引进设备和各类工程施工等，不准超范围强迫实行招投标。
　　八、不准强迫代理。所有政府部门必须与所属中介代理机构彻底脱钩。未经依法授权，中介代理机构不得行使政府职能及代办相关事务，任何中介代理机构不准利用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影响，要求、强迫或变相强迫企业接受中介代理服务。企业自愿委托代理的，代理机构必须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九、不准指定供应商。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准向企业指定应由企业自主选择的服务或商品供应商。
　　十、不准刁难报复企业。企业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的，任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准以任何方式对其进行刁难或打击报复。
　　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本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视情节轻重对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纪律处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