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



林资发[2005]1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国家林业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中央林业《决定》），全面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推进林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根据生态建设状况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的特点和要求，现对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 进一步提高对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１． 森林资源管理工作成效显著。经过多年努力，初步建立了以行政管理为主体、监督检查和综合监测为两翼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基本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森林资源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日益强化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管理的理念。特别是近五年来，认真贯彻“严管林”方针，全面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野生动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工程，森林资源呈现出面积和蓄积持续增长、质量明显提高的可喜局面。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我国森林面积已达１．７５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上升为１８．２１％，活立木总蓄积达１３６．１８亿立方米。森林资源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改善，是推动我国生态建设状况进入“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的重要因素。
２． 森林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效益低下，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林业的多样化需求；一些地方过度依赖森林资源、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增长，林地非法流失、超限额采伐等破坏森林资源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森林资源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不活，机构队伍不稳定，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薄弱，不能适应当前林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打赢相持阶段攻坚战，对森林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理显得十分必要。
３． 把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森林资源是生态建设的物质基础，是林业持续发展的命根子。森林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对巩固生态建设成果，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在林业和生态建设中赋予森林资源管理核心地位，在林业产业发展中赋予森林资源管理基础地位，在林业行政执法中赋予森林资源管理主体地位。
二、 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与任务
４． 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央林业《决定》为指导，以建设和培育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为宗旨，以增加森林资源总量、提高森林质量、优化结构为主线，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准确把握相持阶段的特点和规律，深入贯彻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持续利用的方针，建立健全以林地林权管理为核心、资源利用管理为重点、综合监测为基础、监督执法为保障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森林资源管理水平，为夺取相持阶段攻坚战的胜利提供有力保障。
５． 总体目标和任务。到２０１０年，森林资源总量明显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持续增长，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逐步增强，主要林产品供需矛盾进一步缓解，森林资源分类经营、分区管理的架构基本形成，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２０２０年，森林质量稳步提高，森林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基本恢复，林产品供给率大幅度提高，产权管理规范、林地管理严格、资源利用高效、综合监测到位、监督执法有力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全面建成。
６． 战略布局。对于“东扩”地区，要“支持、放活”，就是对经济林业、平原林业及林产品深加工业给予大力支持，对非规划林地上的造林和一定规模的工业原料林要充分满足其采伐限额，逐步放开经营。对于“西治”地区，要“强护、少砍”，就是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减少木材的砍伐量。对于“南用”地区，要“规范、管好”，就是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商品林基地建设，大力支持速生丰产林、经济林、生物质能源林的发展和低产林的改造，鼓励珍贵树种、大径级材和工业原料林的培育，促进森林资源的科学经营、高效利用。对于“北休”地区，要“限产、管严”，就是将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调减到森林资源合理的承载力之内，继续严格保护天然林，使森林得以休养生息。
三、 依法加强森林资源监管
７． 依法加强森林资源权属管理。要进一步明晰森林资源产权，依法保护林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权属明确并核发林权证的，要严肃维护林权证的法律效力；对权属明确但尚未登记核发林权证的，要尽快依法登记发证；对权属不清或有争议的，要抓紧明晰，限期做出争议调处意见，尽快登记发证。要重点抓好退耕还林地的确权发证工作，退耕造林验收合格后，及时核发林权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发证管理，及时掌握流转动态，制定有效措施，监管服务到位，确保登记手续完备、发证程序合法。要稳定国有和集体林场的森林资源权属。国有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必须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并按规定审批，否则不能实施流转，不予核发林权证。
８． 强化林地保护管理。坚持把林地放在与耕地同等重要的位置，实施最严格的保护管理制度和措施。抓紧编制《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按照分类保护、分区管理的原则，确定林地保护、利用等级，制定分区域的林地主导用途和利用方向，实施林地用途管制，确保林地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进一步完善林地征用占用审核审批制度，加强工程建设征用占用林地全过程的监管与服务，对征用占用林地选址情况、用地规模实行预先论证，确保工程建设不占或少占林地。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坚决遏制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行为，杜绝林地的非法流失。要把林地保护管理作为领导干部林业建设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林地消长、征用占用林地审核率、补偿到位率、违法占用林地案件查处率等纳入考核内容，严格兑现奖惩。
９． 依法加强森林利用管理。坚持森林采伐限额制度不动摇，突出抓好森林可持续经营方案的编制与实施，严格执行“十一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加大对采伐限额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坚持凭证采伐制度，切实强化林木采伐的源头管理，严格执行伐区调查、设计、拔交、验收等规定，严禁虚假设计和违规采伐，坚决杜绝超限额采伐现象的发生。坚持木材凭证运输制度，充分发挥木材检查站、林政稽查队的作用，依法加强对木材运输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非法木材进入市场流通。要依法强化木材经营加工的监督管理，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准入条件，严格审批管理，加强服务引导，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非法木材流通和违法经营加工木材的行为，为合法经营加工创造良好环境。要按照森林资源分类管理、分区施策的要求，抓紧修订和颁布实施森林采伐更新、木材运输、木材经营加工监管等方面的法规规章和技术规程。
１０．依法加强监测管理。要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切实加强各级森林资源监测管理，促进监测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系统化，进一步增强监测的时效性和预见性。要强化国家森林资源清查工作，优化方法，扩展内容，实现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状况的综合监测和评价。要进一步搞好专项核（调）查，加强组织协调，整合核查资源，加大技术含量，提高全国营造林实绩综合核查、森林采伐限额和林地征占用情况检查的工作效率及成果质量。要加快二类调查步伐，实行地方负责、国家积极扶持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二类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并及时建立和更新森林资源档案，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森林资源数据库，构建较为完备的地方森林资源监测体系。抓紧做好林业基础数表的检验和编制工作，建立健全监测技术标准、工作制度和管理规范，加强对监测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报告编制、成果使用等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监测成果管理和信息发布制度。国家林业局负责对外公布全国和省级森林资源主要数据；各地需要对外使用的森林资源主要数据必须以此为准。要进一步加强监测行业资质和从业资格管理，实行监测单位资质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做到监测单位按资质从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要全面引入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系统，强化现代测量、数据储存等仪器设备的应用，支持和鼓励监测单位、科研教学单位和社会力量合作开展监测技术研发、创新和转化，积极推动建立用现代技术、装备武装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状况综合监测体系，进一步提升监测能力和水平。
１１． 切实加强森林资源监督。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监督法规体系，尽快出台《森林资源监督办法》，严格规范监督行为，把监督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各级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对驻在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监督。重点监督领导干部林业建设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林地非法流失、森林过量消耗和森林经营利用活动，以及自然保护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采取事前介入、事中检查与事后督促整改相结合的方法，不断提高监督实效。
四、 大力推进森林资源管理改革
１２． 创新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积极推进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适时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验范围，探索行之有效的森林资源监管体制。依法明确重点国有林区范围，根据森林资源分布和有效监管幅度，建立健全国有林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在重点国有林区建立起产权明晰、资企分开、权责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办事高效、运转协调、执法严明、监管有力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
１３． 稳定推进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总结三明市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经验，适时在集体林区推广。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及时启动伊春国有林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推动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制定和颁布实施《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流转条例》，促进和规范森林资源产权流转，逐步建立起“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到位、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有效”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
１４． 深化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改革。按照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分区施策的要求，认真抓好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操作性强的森林经营管理规范。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森林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政策和模式，全面提高森林经营管理的水平。对公益林，要严格管护、科学经营，促进其向生态功能和综合效益最佳状态发展；对人工商品林，要依法放活、集约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效益。
１５．探索直接收购各种社会主体营造的非公有公益林。政府购买非公有公益林是一项全新的探索和尝试，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手段将非公有公益林纳入公共产品管理的有效途径。在认真抓好贵州省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的对象、范围和规模，研究形成一整套符合国情、运行规范、易于操作的收购办法和监管制度，探索建立公益林经营管理的新体制和林业资金投入的新机制，建设适应林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服务市场。
１６． 积极推行综合监测。理顺国家监测与地方监测的关系，有效整合现有监测资源，建立以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为基础，以国家、区域和地方监测队伍为保障，以高新技术研发应用为支撑的全国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综合监测体系，为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实时、动态、开放式的信息服务。完善森林资源监测组织体系，强化森林资源信息采集系统，构建森林资源基础数据库平台，建立健全森林资源和生态状况信息网络服务系统，健全综合监测体系建设的科技支撑系统，提高综合评价和预测预警能力。要探索建立以森林资源监测成果为主要依据的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考核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各级领导干部林业建设任期目标进行有效的考核和评价。
五、 加强森林资源管理队伍建设
１７．加强基层林政执法队伍建设。木材检查站、林政稽查队和林业工作站等是林业基层执法队伍。要合理调整木材检查站的建设布局，积极探索流动巡查等新的检查方式，进一步完善木材运输检查的规章制度，制定和颁布实施《木材检查站管理办法》 切实加强木材检查站的监督管理，坚决杜绝公路“三乱”行为的发生。要大力加强林政稽查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健全林政稽查执法体系，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要进一步强化乡镇林业工作站的建设和管理，积极稳妥地推进林业工作站改革，实行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林业工作站在政策宣传、资源管护、林政执法、生产组织、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１８． 加强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建设。森林资源监督是森林资源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更高层次上的管理，承担着促进监督地区加强森林资源培育、利用和保护管理，确保法律实施、政令畅通的重要职能。监督机构要加强队伍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业务建设，认真建立制度完备、运转协调、作风优良、廉洁高效的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强化依法行政和执政为民意识，增强监督能力，提高监督实效。各地也要根据实际，积极向重点林区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并加强监督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１９． 加强调查规划和监测机构建设。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承担着野外信息采集、监测数据处理、生态建设成效评价和林业发展规划编制等重要职能，在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积极探索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的改制，明确其社会公益事业单位的性质，保证人员编制，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基础性建设，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现代化监测能力。各级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要创新机制、强化管理，克服片面的任务观念和经济效益观念，加快高新技术应用的步伐，着力提高调查、监测成果质量和水平。要建立健全国家、省、地、县统一协调的多级森林资源和生态状况综合监测机构。国家林业局设立国家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综合监测中心，进一步完善四个区域监测中心，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设立监测分中心，地、县林业主管部门设立监测站（点）有效开展多层次监测工作。
２０． 加强森林资源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全国森林资源管理系统的人才队伍肩负着贯彻党的林业方针政策，依法对森林资源的培育、利用和保护实施管理与监督的重大责任。要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强化理论武装和实践锻炼，全面提升队伍的管理能力和执法水平。要以培养基层实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以造就一批复合型拔尖人才为目标，以岗位培训、在职学位学历培训为手段，建立健全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培养人才、吸引人才，营造讲奉献、讲团结、比技能的良好氛围，努力造就一支全局观念强、政治思想好、业务技术精、组织纪律严、工作作风硬的资源管理队伍。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资源管理机构，要进一步深入贯彻全国林业人才工作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和加强资源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积极创造资源管理人才脱颖而出、奋发有为的良好环境。
六、 加强对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领导
２１．落实领导干部林业建设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领导，完善领导干部林业建设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把森林资源的数量消长、质量升降和保护管理情况等作为责任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真正将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的责任落实到地方各级政府领导肩上。要认真落实《全国森林资源林政管理系统“十一五”和中长期规划》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加大资金投入总量，切实加强森林资源管理系统的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将森林资源管理系统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大力宣传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广泛宣传森林资源管理战线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形式多样地宣传森林资源管理的政策法规，在全社会形成爱林、护林的良好氛围。
２２． 建立森林资源管理奖惩制度。要积极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部门奖励为主体、定期表彰与适时表彰相结合的森林资源管理奖励制度，对在森林资源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要建立和完善破坏森林资源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林业局《关于违反森林资源管理规定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责任追究制度的规定》，对因监督管理不力、有案不及时报告、案件查处不到位，导致森林资源破坏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切实加强林政案件管理制度建设，抓好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查处工作，规范受理、查处、报告程序，建立林政案件管理档案，做好林政案件统计分析工作，不断提高林政执法成效。
　

国家林业局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日

　
　
浅述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作者 龙波


一、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含义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 [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 [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 [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 [4] 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 [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 [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 [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 [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 [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 [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 [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12]
（五）其他方法
如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犯罪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赔偿的案件，如爆炸案、投毒案等）。赋予应受赔偿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先行给付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对价值较大的犯罪工具执法机关处理后再给予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保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于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也具有深刻意义，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阐述。
总之，只有真正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问题，才能使犯罪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确实保护，才能使其对国家和法律充满信心，继续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才能真正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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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 M ]，法律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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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 德 ] 汉斯•施奈德著：《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 M ]，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⑹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M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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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李政、杨惠玲：《从“执行难”透视执行立法程序之不足》[ J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8期。
⑼ 林榕，《执行难的成因及其相应对策》[ J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