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同法》对合同成立和生效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合同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而合同生效是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两者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虽然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时生效，但合同成立显然不等于合同生效，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法律要件。
关键词：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

我国原合同方面的法律均未明确区分和规定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实践中也未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加以区别。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分别给予详细具体规定，明确区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一、合同成立
合同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合同法》第25、32、33、36、37等条款针对不同情况，就合同成立分别作出了规定。原则上“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除口头合同外，合同成立的具体情形主要有：第一，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是合同成立；第二，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合同自签订确认书时成立。第三，实际履行时合同成立。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
二、合同生效
合同生效是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合同生效，根据《合同法》规定，主要情形有：第一，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绝大多数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一致的；第二，批准、登记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自批准、登记时生效。第三，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四，期限届至时生效。当事人对合同生效约定附期限的，自期限届至时生效。
绝大多数情况下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一致的，即自成立时生效，但并非都是一致的，合同生效的第二至第四种情况与合同成立显然不一致。如合同的批准或登记，当事人签订的合同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合同才能生效。换句话说，有关部门的批准或登记是合同的生效要件。在此情况下，合同成立在前，生效在后。如果合同未经批准或者登记，尽管当事人就合同条款达成了协议，但不管当事人意志如何，合同并不能生效。
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合同须经批准或者登记才生效的情形，实务及理论界对《合同法》第44条第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长期存在误解。对此，必须注意以下情形：第一，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所作的规定，而不是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作出的规定；第二，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即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登记”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合同未经登记仅仅成立而不生效；另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即“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的文句。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合同需经批准或登记，但未明确规定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那么该批准或登记就不是合同生效或有效要件。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3条规定：“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它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第三，某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登记制度并非合同登记，而是物权性登记，即该类登记为合同标的物所有权或其它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不是合同本身的生效或有效要件。事实上，司法实践及理论对有关登记制度及合同效力的误解多数集中在此方面，将该类物权登记往往与合同生效或有效相混为一谈。《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诸如《土地管理法》第12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3款等规定的登记属于物权权属变更登记，而不是合同生效登记。对于房地产等买卖合同，登记与否对合同本身是否生效、是否有效不产生任何影响，登记仅仅关系到所有权、使用权等转移效力。
三、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两者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虽然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时生效，但合同成立显然不等于合同生效，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法律要件。合同成立仅是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条款达成了协议，只要合同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协议，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成立反映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解决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强调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和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即要约和承诺的完成）。对于已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对当事人是否有约束力，则是合同生效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合同生效则是就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合同生效制度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即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合同成立后，并不意味着合同当然生效。合同能否发生法律效力，不为合同当事人意志所决定，只有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于合同生效后，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不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尽管已经成立，对当事人仍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违法的合同则根本不可能生效。法律约束力主要表现在：（1）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2）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否则可能构成违约。（3）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除法律规定可以免除责任外，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否相同，有无区别，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因订立合同而形成的权利和义务能否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如果二者不一致，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当事人不必履行合同，继而不存在违约责任等。如果合同成立等于合同生效，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合同，否则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原有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由于未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因而也未区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将已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一律按无效合同处理，因而产生大量的无效合同，致使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即不利于当事人，也不利于市场经济。另外由于未区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故将合同不成立作为无效合同对待，而合同无效与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在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即《合同法》第 42 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在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依据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不仅产生民事责任，如赔偿损失等，而且过错方依法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如追缴财产，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从而区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对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四、《合同法》第8条规定之探讨
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8条之规定。该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第8条之规定是将合同成立制度以合同生效制度加以规定，从而否定了《合同法》第44、45、46 条等有关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也因此混肴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既然合同成立后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并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那么有关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但正如上面所述，只有生效的合同才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亦自然不存在合同变更或解除。
既然《合同法》已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那么，第8条之规定与有关合同成立及合同生效之规定显然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也使得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的作用和意义被第8条之规定一笔勾销。从合同法全部内容看，该条所要表明的意思，事实上已在《合同法》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等等相关章节作了详细规定。因此笔者认为，第8条之规定不但无任何积极意义，反起消极影响。为解决理论上特别是实践上的理解与适用不一，避免引人误解，给司法实践造成混乱，应当删除第8条，至少应作适当的修改。

注意参考文献：
①王利明 崔建远 《合同法新论 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 1991年版。
③陈安生主编 《涉外经济合同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④王利明 崔建远 《合同法新论 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发表在《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11期

作 者： 王德山，男，汉族， 1963年12月生，河南西华县人，
法学硕士，副教授
单 位：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
作 者： 姜晓林，女，1983年8月生，汉族，山东日照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121号
邮 编： 100070
电 话： （010）83952240，83952249（办），13701207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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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如何准确把握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刑事和解制度作用?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刑事和解的提出及启动主体。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第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因此，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均可以成为启动刑事和解的主体，且和解协议书必须在公检法机关的主持下制作。在实践中，还要保障程序的规范性。被害人申请或同意刑事和解，以及被告人提出要求刑事和解的，应由本人或诉讼代理人或辩护律师，向司法机关提交有本人签名的书面申请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应在公检法机关的主持下，制作书面的和解协议书。和解调停人、双方当事人、证人都应在和解协议书上签名，以确保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刑事和解程序公检法机关均有权启动，而其提起人，笔者认为既可以由案件承办人在审查中提出，也可以由案件双方当事人提出。如果是当事人提出申请的，其程序是“当事人提出申请——案件承办部门审批——告知双方当事人——调解——主持达成协议——履行协议——刑事案件处置”;如果是案件承办人提出的，其程序为“案件承办人提出——经领导审批——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自愿条件下进行和解——签订和解协议——签订履行协议——刑事案件处置”。

第二，适当扩大参与刑事和解调停的组成人员。参与刑事和解的调停人，修改后刑诉法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可以引入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他基层组织甚至双方单位派出的代表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也指出:“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共同研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出现的问题”。虽然和解协议应在公检法三机关的主持下达成，但调解机关可以不局限于公检法三机关，其范围可以扩大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他基层组织甚至是双方单位等。

第三，适当限制刑事和解调解的期限。虽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是轻微刑事案件，根据实际中遇到的案例，调解涉及到具体经济赔偿，除少量当事人经济条件好、赔偿能力强的能及时达成赔偿协议外，许多刑事和解的达成往往需要一段时间，需要加害人与被害人几次协商。因此，期限不宜太短，但为避免和解过程久拖不决，影响诉讼效率，也不能太长。结合近年来刑事和解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在审查起诉环节刑事和解期限以十五天为宜，庭审中的和解除外。

第四，规范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后刑事责任的处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对于刑事和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对于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或者公安机关是否可以自行撤案，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以往的实践中，如故意伤害案件，犯罪情节轻微且双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往往自行撤案或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笔者认为此种做法不妥。依照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不能自行撤案，只能将刑事和解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第五，加强对刑事和解案件的监督和法治宣传工作。为了保证该程序不被滥用，检察机关应加强对刑事和解的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一是适用的案件是否超出修改后刑诉法第277条规定的范围;二是和解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或诱骗、强迫达成和解情况;三是和解协议有无全面履行。对于公安机关启动的刑事和解案件，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案件中予以监督;对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启动的刑事和解，由检察机关的其他有关部门予以监督;对于法院启动的刑事和解，由检察机关予以监督。其次，应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刑事和解的全过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最终目标不仅是化解一个纠纷、解决一个案件，还包括预防犯罪。因此，应当把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刑事和解程序的全过程。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