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户外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贵阳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户外广告管理，有效地利用广告媒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根据国务院《广告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户外广告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户外广告经营者）设置和张贴户外广告，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户外广告管理范围：
（一）凡通过路牌、霓虹灯、电子显示牌、灯箱、临街橱窗、布幅、汽球、广告栏等媒介或其他形式设置的广告；
（二）在建筑物、构筑物、墙壁上或空间地带设置、绘制、张贴的广告；
（三）利用汽车等交通工具设置、绘制、张贴的广告；
（四）利用影剧院、体育场（馆）、文化馆、展览馆、宾馆、饭店、游乐场、商场等场所设置、张贴的广告；
（五）设置、张贴的布告、公告、通告、标语、宣传画；
（六）利用其他媒介或形式在户外设置、张贴的广告。
第四条 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健康、清淅、明白，不得以任何形式欺骗用户和消费者。
第五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户外广告的管理机关，负责广告管理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广告经营登记、审查、发证，场地安排使用，公共广告设置、维修，指导广告经营健康发展，做好各项服务管理工作，支持、保护户外广告经营者开展平等竞争，禁止一切垄断或损害
他人等不正当的行为。规划、城管、环卫、城建、公安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协同配合。

第二章 经营管理
第六条 户外广告经营、设置、张贴者，应按照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审批登记手续。改变登记项目和经营范围者，应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七条 广告有下列内容之一的，不得设置、张贴：
（一）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
（二）损害我国民族尊严的；
（三）有中国国旗、国徽、国歌标志、国歌音响的；
（四）有反动、淫秽、迷信、荒诞内容的；
（五）弄虚作假的；
（六）贬低同类产品的。
第八条 设置户外广告，应在指定的位置，按照批准的规格设置。路牌广告及大型霓红灯、灯箱、电子翻盘广告设置完毕后，须照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查。
第九条 户外广告经营者承办或者代理广告业务，应与客户或被代理人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户外广告经营者承办或代理广告义务，应按规定查验客户证明，审查广告内容。证明不全、内容不实的，不得设置、张贴。
第十一条 户外广告收费标准，由广告经营者制订，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市物价局备案。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管理机关对广告经营者所制订的收费标准实行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户外广告经营者应在核准范围内经营广告，按规定建立业务档案和会计账薄，使用专用发票，依法纳税，并接受财政、审计、税务、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章 审批登记
第十三条 市级和市级以下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经营广告业务，应持有证明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一）专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具备经营广告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发给《营业执照》；
（三）兼营广告业务的事业单位，发给《广告经营许可证》；
（四）兼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应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举办地方性的展销会、订货会、交易会、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的临时性户外广告经营活动，由举办人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核发《临时性广告经营许可证》。
第十五条 外地广告经营者在我市经营户外广告，必须持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的《广告经营许可证》和介绍信，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经审查批准后可经营。
第十六条 张贴户外广告，应向所在地的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经审查批准，在张贴的广告中加盖专用章后方可张贴。
第十七条 广告客户申请设置、张贴户外广告，除应按《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规定提交有关证明外，还应分别不同对象提交下列证明：
（一）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分别交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营业执照》；
（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提交本单位证明；
（三）各类展销会、订货会、交易会等广告，应提交主办单位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
（四）个人应提交所在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及其他有关证明。
第十八条 机关团体发布的布告、通告、标语、宣传画等张贴品免予登记，其内容由发布单位负责。
第十九条 户外广告登记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张贴广告登记收费，按一次性临时广告的收费规定，在50元以内收取。其中非经营性的临时性户外广告及张贴品（如个人启事、声明、寻人、换房等），只审查登记，免收登记费。

第四章 场地管理
第二十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服从城市规划，遵守城市管理规定，有利于美化城市环境，不准妨碍交通和市政设施，不得影响市容整洁和建筑物的采光，户外广告设置单位应定期清洗、油饰、维修。
出示的店堂广告，只能在经营地点的范围内悬挂或放置，不得妨碍交通、影响市容和他人经营。
在政府机关、名胜古迹和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筑控制地带以及当地人民政府禁止设置、张贴广告的区域，不得设置、张贴广告。
第二十一条 大型路牌、霓红灯、灯箱、电子显示牌的设置地点，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方案，会同规划、公安、城管、园林等部门共同审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安排使用并监督实施。
公共广告栏的设置，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方案，会同区规划、公安、城管、城建等部门共同审定。
机关团体发布的布告、通告、通知、标语、宣传画等张贴品，应贴入本单位设置的广告栏、宣传栏或城管部门指定的地点。
第二十二条 户外广告经营者使用统一规划地应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使用，并向场地主管单位缴纳场地占用费。
第二十三条 户外广告场地费、建筑物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市物价、城管、土地部门协商制订，按规定报经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四条 凡城市建设和整顿市容需拆除户外广告，由市规划、城管部门事先通知广告设置单位在限期内无条件自行拆除（逾期由建设单位负责拆除），设置单位应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五章 张贴广告管理
第二十五条 经过批准，在本市张贴各类广告，必须按规定张贴在统一设置的公共广告栏内，不得在墙壁、建筑物、构筑物、公共设施以及树木、电杆上随意张贴。
第二十六条 公共广告栏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设置、维修，工商所对辖区内设置、张贴的广告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在公共广告栏内张贴广告，应保持整齐美观，自张贴之日起五日内不准复盖。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八条 广告客户或者广告经营者违反《广告管理条例》和《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有关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乱画、乱挂、乱张贴的，按《贵阳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罚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对拒绝、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拆。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当事人对其他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处十月一日起施行。



1992年7月24日
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
——宪政问题研究系列之一

谢维雁



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1]。这意味着，宪政决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所得。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宪政已成为世界之大趋势，时代之主潮流，它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常规形态。极少数国家虽未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却也采取了宪政的形式以掩盖其反宪政的实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宪政具有普适性价值，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或者说，它必定可以为人们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稳定方式和制度性措施，能满足人们某种普遍的、一般的、恒定的需要。宪政存在的根据，在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普遍性。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揭示了它所要达成的价值目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2]，把握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解宪政的前提。

宪政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宪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可由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予以揭示，一是“宪政是干什么用的？”二是“怎样实现宪政的功能？”前一个问题是价值问题，后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J·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本质，“可以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而被揭示：宪法的政治功能是什么？因为其功用旨在达成的政治目标。在这其中，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宪法的功能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维护人权的”[3] 。斯蒂芬·L·埃尔金也认为，“古典的宪政思想传统上关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政府侵害其公民的机会降至最小程度’。它的目标就是‘避免暴政’”[4]。弗里德里希和埃尔金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宪政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权。这是对宪政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国学者一般把立宪主义或宪政的价值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但笔者认为，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在价值意义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对权力的限制具有手段或者工具的意义，应当属于下文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而对权利的保障是宪政的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5]。宪政所保障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独立的公民个体才有真正的意义。宪政是一个极具人文气息的概念，它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个人主义，它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并力求使每一个个体都获得同等的、最低限度的制度保障。人权保障价值是宪政自身的合法性根据。价值认同是实行宪政的前提。宪政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就是因为宪政的人权价值具有普适性并已经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关于第二个问题，它实际上意味着，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宪政制度及其规范体系，它主要以规则和程序为其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实证的制度设计，它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人权的保障”或者“怎样保障人权”的问题，前述对权力的限制仅是人权保障的方式之一。实质上，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被看作是为保障人权而采行的技术手段。如前述，对人权保障的价值，已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宪政的核心理念。然而，对于如何保障人权的问题，虽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已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但实践中存在很大而且注定是不可消除的差异。一些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有效的人权保障策略在其他一些国家未获普遍认同，而一些东方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制度也多为西方国家所责难。实际上，以何种方式、手段、制度来保障人权，从来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即使最早建立宪政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至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宪政的选择，首先而且关键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根据各自的传统与国情构建一套制度措施来保证这一价值的实现，即以规则和程序的形式“约束成员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规范”[6]。

然而，在中国，宪政之路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拉开了宪政运动的序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7]，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8]。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选择，而不是被作为一种保障人权的价值认同。迄戊戌维新至今的整个中国宪政运动史，都以求富求强为基本动力，“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主要是把宪政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器’，坚持一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工具主义的宪政价值观”[9]。而在实践中，也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宪政基本上停留在作为规范表现形式的宪法上，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对宪政的工具化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具有普遍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亚洲国家在面临殖民统治，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时，人们把西方强大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立宪主义，归结于它们有统一的宪法，认为只要制定了宪法，并以宪法精神制约社会生活，那么国家的强大就有了保证。因而，忽视了对立宪主义的价值判断，简单地从救国手段的意义上理解立宪主义 ，移植立宪主义，其结果必然导致立宪主义的工具化与社会危机”[10]。实行宪政的第一步是价值认同，其次才是实现这种价值的制度构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不曾有过保障人权的观念，宪政运动虽历时百余年，却至今仍未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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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

[2] 这是卞悟先生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其内容与本文主旨并无关联。见《读书》，1998年第6期。

[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5页。

[4] （美）斯蒂芬·L·埃尔金、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5]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基本价值应当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等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人权保障居于核心地位，而秩序维护、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等则居于从属或者次要地位。（见拙作：《宪政基本价值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6]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7] 蔡定剑：《中国宪政运动—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8]李步云：《宪政与中国》，李步云、张文显主编：《法理学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9]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俞荣根“序”。

[1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