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哈尔滨市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５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民负担管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黑龙江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以下简称农民负担）的管理及有关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外，依照法律、法规承担的村提留费、乡（含镇，下同）统筹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缴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它费用。
　　农民负担总量增长幅度不得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


　　第四条　依照法律、法规缴纳税、费和承担劳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
　　除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农民负担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农民有权拒绝。


　　第五条　经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事业的，应当在税后收入中按经营所在地乡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村提留费和乡统筹费，但不计算在所在地提取的比例内。


　　第六条　村提留费、乡统筹费的提取，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使用，应当签订合同，并严格按合同规定执行。


　　第七条　提取村提留费、乡统筹费，应当严格按照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规定执行。需要提高比例的，由区、县（市）人民政府提出，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市、区、县（市）、乡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本地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并建立目标责任制。


　　第九条　市农业委员会主管全市农民负担的管理工作，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计划、财政、监察、审计、物价、农业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村提留费管理





　　第十条　村提留费的提取比例，以村为单位，不得超过本村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三。


　　第十一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每年年度提出当年村提留费决算和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乡人民政府批准。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村提留费预、决算方案张榜公布。


　　第十二条　对收入水平在本村平均线以下的革命烈军属、伤残军人，失去劳动能力的复员退伍军人和特别困难户，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评定，可缓、减、免村提留费。


　　第十三条　村提留费采取下列形式提取：
　　（一）承包土地的，按土地面积提取。
　　（二）无承包土地经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在税后收入中按经营所在地农民缴纳村提留费比例提取；从事多种经营的，按实际收入依照所在地农民缴纳村提留费比例提取。
　　（三）承包土地兼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的，按本条（一）、（二）项规定分别提取。


　　第十四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年末收取村提留费，不准预收。特殊情况需要在年中提取的，应当经乡经济经营管理部门批准，并在合同中规定提取时间。


　　第十五条　村提留费总额，公积金占百分之三十三，公益金占百分之十七，管理费占百分之五十。


　　第十六条　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二）植树造林。
　　（三）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
　　（四）兴办集体企业。


　　第十七条　公益金的使用范围：
　　（一）五保户供养。
　　（二）特别困难户补助。
　　（三）合作医疗保健。
　　（四）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第十八条　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性开支，实行定额包干，超支自负。


　　第十九条　村干部报酬实行定额补助和误工补贴两种形式。
　　享受定额补助的村干部，只限于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会计。每人每年定额补助的标准，有承包土地的，不得超过本村当年人均收入的一点五倍；无承包土地的，不得超过本村当年人均纯收入的三倍。
　　村享受误工补贴的村干部人数，由乡人民政府确定。误工补贴总额，不得超过定额补助总额的三分之二。


　　第二十条　从村集体经营收入或企业开支的村干部人数、报酬标准和误工补贴办法，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工作需要提出，报乡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村干部的定额补助，由基础报酬、效益报酬、奖励报酬构成。结构比例，由乡人民政府确定。

第三章　乡统筹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乡统筹费属于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全体农民所有，主要用于本乡民办公助事业，不得改变乡统筹费的集体资金性质和用途。


　　第二十三条　乡统筹费以乡为单位，应当在年末提取，不准预收。每年提取的比例，不得超过本乡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二。


　　第二十四条　乡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度提出当年乡统筹费决算和下一年度预算方案，经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报区、县（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乡人民政府应当将乡统筹费预、决算方案公布到村屯。


　　第二十五条　乡统筹，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村常住、暂住人口提取，乡、村两级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乡统筹费的使用范围：
　　（一）乡、村办学。
　　（二）计划生育。
　　（三）优抚。
　　（四）义务兵优待金。
　　（五）民兵训练。
　　（六）修建乡村道路。
　　（七）敬老院费用。
　　（八）文化站费用补差。
　　（九）其他民办公助事业。


　　第二十七条　评定的贫困村，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经乡人民政府同意，报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核减乡统筹费。

第四章　劳务管理





　　第二十八条　农村劳动力应当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有机动车、畜力车的农户，应当承担义务车。
　　因病或者伤残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减免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二十九条　承担义务工的，每人每年不超过十个标准工日；每台车辆，每年不超过二个标准车日。
　　承担劳动积累工的，每人每年承担不超过二十个标准工日。
　　遇有特殊情况，确需增加用工量的，由区、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三十条　义务工主要用于防汛抢险、修缮校舍、公路建勤、植树造林等。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第三十一条　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以出劳为主。本人申请以资代劳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可以资代劳。未经本人申请不得强行以资代劳。以资代劳的工值标准，由乡人民政府确定。


　　第三十二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由乡人民政府同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提出用工计划，经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使用，实行工票控制，入帐管理，专工专用，定期公开。

第五章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费用管理





　　第三十三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费用总量预算，年初由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提出，经市农业委员会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向农民集资兴办公益事业和建立生产性基金的，应当做到群众自愿、量力而行。凡出台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基金等项目，由市农业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审核，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国家或省有关部门出台涉及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的项目，均由市农业委员会分别会同计划、财政、物价等有关部门联合行文转发执行。


　　第三十五条　按规定向农民收取费用，应当由收费部门人员凭证件和文件直接向农民收取，不得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代收或垫付、支付。确需要代收的，由收费部门报区、县（市）农业委员会批准，村集体经济组织凭证代收。


　　第三十六条　依法向农民收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使用市级（不含县级市）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不准扩大范围或超标准收费。
　　向农民收费、组织农民出工的，应当填写《农民负担手册》，并加盖经手人名章。


　　第三十七条　向农民发放牌照，证件和簿册，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需收取费用的，只收取工本费。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出台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和基金等项目。
　　（二）向农民摊派有价证券、报刊、书籍或赞助。
　　（三）除法定保险外，强制农民保险。
　　（四）滥用司法手段强行向农民收款收物。
　　（五）不按规定对农民罚款和没收财物。
　　（六）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摊派在农村设置机构或借调人员所需的经费。
　　（七）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各种服务，强行收费，不按规定收费或超标准收费。
　　（八）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种植计划。
　　（九）在收购农副产品时，压等压价，不及时付清价款。
　　（十）销售农用物资，搭配、摊派其他物品。
　　（十一）截留、挪用、克扣发给农民的各种补贴、贷款、专项投资款、扶贫救济款、优惠物资及返还的减免税费。
　　（十二）擅自部署超过规定由农民出钱、出工完成的工作任务，或开展由农民出钱、出工完成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
　　（十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六章　管理职责





　　第三十九条　市农业委员会管理农民负担的职责：
　　（一）监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二）负责农民负担的宏观调控，确定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制定有关农民负担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并组织落实。
　　（三）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和文件纠正违法收费行为。
　　（四）检查指导农民负担管理工作。
　　（五）培训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人员。
　　（六）查处违反本条例的案件。
　　（七）其他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四十条　区、县（市）农业委员会负责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市、区、县（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对村提留费、乡统筹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审计。
　　乡人民政府负责本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日常工作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


　　第四十一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管理，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准利用职权徇私舞弊。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四十二条　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或检举揭发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经查证属实的，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予以表彰或奖励。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限期整改；情节严重和经教育不改的，分别由市、区、县（市）农业委员会和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限期退还，处以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三百至五百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二款规定的，处以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五十至一百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责令限期退还，处以单位一千至二千元罚款；处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三百至五百元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对当事人按干部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予以行政处分。
　　（五）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缴纳村提留费、乡统筹费的，限期缴纳，无正当理由，逾期拒不缴纳的，每迟交一日，按日加收百分之一的滞纳金直至收回承包土地。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承担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的，除按工值标准补交费用外，处以当事人每个工日五至至十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增加农民负担或对举报和抵制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的单位或人员打击报复的，由行政监察等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触犯治安管理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同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罚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执罚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罚款使用的票据和对所罚款的处理，按《黑龙江省收费罚没集资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帐目和农户的收入资料为依据，按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和计算办法统计。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农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如与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抵触时，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布的《哈尔滨市农民负担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

　杜晨妍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伟良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提要: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有些法官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合同解除权，可以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忽略了解除权相对人的异议权;有些法官则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以向对方发出通知的方式进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即使当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经解除，法院可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无需判决解除合同。换言之，法院并无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力，只有对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确认的权力。因此，直接判决解除合同将面临超越职权的困境。那么，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当包括哪些方式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市场主体守法意识不强、诚信意识淡薄，一旦发生解除行为时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人的权利地位及解除效力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而使合同这一“法锁”演变成“泥潭”，本应发挥解锁功能的解除行为反而使双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因而，当民事主体的私力救济手段出现局限性时，就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力救济的介入，来避免因权利滥用而引起的交易秩序的不稳定。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立法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不宜过于单一。而解决这一路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本质属性;其次，确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机制，应当说，当合同当事人被赋予解除权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及时、严格按规定行使的义务。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解除权的正确行使，发挥解除权的作用，它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为解除权的运作提供明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途径，使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的民事主体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力和结果上的确定性;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通过对权利人的有效约束，防止权利被滥用，同时防止权利行使不及时;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过对被解除权人的有效保护，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相对方提出反对的合理意见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实现合同主体利益的均衡，避免显失公平结果的出现。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是解除权实现的手段，是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的机制保障，它直接关系到解除权人利益能否实现。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方式，总体上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大陆法系国家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要有裁判解除、行为解除、自动解除三种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又被划分为明示解除，自动解除模式则被视为默示解除。第一，裁判解除模式，即通过法院裁判而解除合同。法国是为数不多采用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国家，法律不允许契约一方当事人因为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契约而自己取消契约，而必须诉诸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契约被严重违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将其废除，即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因契约所带来的收益，其承诺已经毫无意义。因而契约的取消不能没有法院的监督，因为取消契约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相当数量的赔偿费。并且，法院还要审查当时的情况，给予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以补救时间履行义务是否合适。这些规定体现出《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形式正义的价值观，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合同信守原则，因此要严格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随着贸易的发展，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诉讼成本对非违约方寻求救济、避免损失扩大带来很多不便。同时，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司法行为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交易上的不便，并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极不稳定。[2]因此，《法国民法典》也有例外规定:关于商品及动产的买卖，逾协议期限买受人未受领其买受物者，为出卖人的利益，不经催告，买卖即当然解除。

第二，行为解除模式，也可称为通知解除模式，即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行使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第351条规定:合同一方或另一方为数人时，只能由其全体或者对其全体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对解除权人之一消灭时，对其他解除权人亦随之消灭。第35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抵销可使另一方的解除无效。第353条规定了支付解约金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况。

第三，自动解除模式，是指只要符合解除条件，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为必要。日本法采纳了此种模式。《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合同当然、自动解除，无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有解除权一方的利益。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能并不希望解除合同，而是希望对方继续履行，若采用自动解除方式，则不管解除权人是否愿意都要导致合同解除。[3]而《日本民法典》第540条却明确规定:(1)依契约或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根据该法第541条、第542条的规定，因履行迟延，应经催告后不履行的，才可以解除契约;定期不履行不能达到契约目的的，可以不发催告，即行解除契约。第544条规定了解除权的不可分性，基本上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可以看出，日本法虽然认可自动解除模式，但也是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行为为一般规定，以自动解除为特殊规定。

通过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功能分析和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均首要选择了安全价值，由此也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明示为主。因为合同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即债的经济关系。这种债的经济关系就在于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有要求给付，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权利。在合同没有履行或履行完毕之前，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一经产生，原来因为合同而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受到影响，即不仅债务人“可能”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而致债权人利益不能期待实现，而且债权人即解除权人也“可能”不再接受债务人的给付。而双方都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从而使得原来的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安全。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状态或不安全状态，因此，如果行使解除权采用默示方式的话，就是用一种不安全的方式去解除已经存在的不安全状态，如此是不可能实现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目的。

在这三种模式中，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最优方式是什么?自动解除具有经济、快捷的优势，体

现了合同法的效率价值，但却有危及交易安全的风险，使合同法的安全价值目标难以实现。明示解除行为虽相对于默示解除来说不便捷，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归根结底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合同法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自动解除模式使合同解除迅速便利，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解除权相人的利益，且易发生争议，有利于交易便捷，但不利于交易安全。裁判解除模式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保护交易安全有重要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不够便捷。行为解除模式则能够充分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强调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正因为如此，这种合同解除模式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也为我国立法者所认可。

三、对我国通知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也是行为解除模式，由于解除行为主要是以各种形式的通知来完成的，所以通常又把行为解除模式称为通知解除模式。无论在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的情形下当事人都可以采取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在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在对方未对合同解除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无须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也充分反映了解除权作为形成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各国对于以通知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已没有多大争议，但对于通知形式的要求却缺少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而在学说解释上，提起解除合同并请求恢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诉讼、对对方的履行请求之诉提出抗辩，也可以构成解除的意思表示。[4]司法实践中一般的作法是要求解除权行使一方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收到了合同解除的通知，由于通知可能采用书面、口头等多种形式，这就又给司法实践在认定通知是否到达问题上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一，关于口头解除通知。口头解除通知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其隐患在于后期举证困难，容易引发损失扩大。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通过语言为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的行为，而不是以文字等书面形式完成合同解除的形式。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口头形式，认为口头形式的优点表现为简便易行、快速简洁、成本较低，既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哪种形式，那么只要当事人可以适当地运用，并有利于合同的解除，就都可以采用。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理由是:其一，口头形式虽具有便捷的特点，但很明显，口头形式追求的是合同法的效率价值目标。但过分追求效率却不利于交易安全;其二，口头形式缺乏文字依据，当发生法律纠纷时往往又会因解除权人缺少已经行使解除权的证据，使其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下，以口头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做好现场鉴证等相关事宜。

第二，关于公告解除。《合同法》第11条对合同书面形式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也同样可以信函、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等任何适当的方式进行。但有观点认为:“对通知的形式，合同法未作特殊的要求，因此它可以包括国际上惯用的声明、要求、请求”这就意味着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知所采用的方式。从法理上来说通知应当是特定的人将事项告诉另一特定人的行为。所以说，通知不同于以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作为相对人的公告、店堂声明、告示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通知应是对特定人的告知，是合同相对性的体现。另外，若解除权人采取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进行通知，对权利人来说既没有节约交易成本也不简便，而对于相对人来说，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看到通知而继续为履行做准备，当准备履行合同时才被告知合同早已解除，由此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失。这样既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安全价值目标，又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通知的书面形式，笔者不赞同将公告、声明、登报启示作为书面形式的内涵而包括进去。但可将其作为例外予以单独规定，如因相对人下落不明时，人民法院则可选用公告、声明、登报启示形式做出解除的通知。

第三，关于解除通知的生效。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相对人起生效。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因而，对于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的界定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合同效力何时归于消灭的问题。对于通知的生效时间，按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理论，在英美法系采纳的是“发信主义”原则，即允诺一经发出，即产生效力。按此推理，解除通知应以解除权人发出的时间为解除通知生效时间。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均采用“受信主义”原则，即到达生效，也就是说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为到达解除权人相对人的时间。笔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到达生效原则，解除通知以到达收件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为准。具体来说，书面通知以送到收件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视为到达;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通知，若收件人指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若未指定特定系统，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到达时间。此外，相对人可以亲自接受通知，也可以授权给第三人接受通知，因而通知到达享有代理权的代理人时也应视为到达，进而产生解除的效力。

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质是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方式。《合同法》第96条对于解除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未作特别限定，既赋予了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便利，又赋予了另一方对解除通知提出异议的权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完备的。

四、对我国诉讼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应当说，通知解除对解除权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便捷而有效的救济措施，是否行使解除权以及何时行使解除权，完全取决于权利人自身的意思表示，但如行使不当则极易导致权利的滥用，最终造成对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失。通过前面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看出，法国正是为了避免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才强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方式有时也简称为司法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审查、确定。司法解除有助于避免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但却不利于解除权人运用解除权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及时从合同中解脱以避免更多损失的目的，使解除权之功能发挥大打折扣，因而现今大多数国家都趋于采取通知解除的模式。以司法解除为代表的法国，为了克服司法解除的弊端，也开始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程序的特殊情形及例外，[5]这种做法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已经比较接近了。那么，我国立法是否应当采纳诉讼解除这种权利行使方式呢?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我国立法对于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这两种形式其实都给予了肯定，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履行通知程序而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对此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两种: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形式行使解除权，这样可以避免解除权人滥用权利，实现合同法的安全价值。否定说不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起诉来解除合同，其认为“解除通知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进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介入和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对诉讼解除持否定说的学者大多是以《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6]为论证依据的。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起诉的形式行使解除权，就违反了《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理由是:“其一，该法只规定了由合同解除权人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法，不得由裁判机关解除合同;其二，该法规定相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按照反向解释，解除权人无权提起合同解除形成之诉，也无权提起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关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只能由相对方提起。”[7]